从那以后，我一直记着铁映院长的要求和嘱咐，开始关注和研究这类“明星村”。10多年下来，我大概也跑了十来个这样的村庄，甚至还给自己设立了个课题，叫“新村研究”。

　　当代中国所有这些所谓“新村”，都是源于毛泽东时代的集体经济，或曰具有毛泽东时代的遗传基因。那么毛泽东时代又是什么呢？当年响彻云霄的一个口号“斗私批修”最能概括毛泽东时代的社会生活本质和社会管理的要义。

　　所谓“斗私”，就是人不能有私心，不能自私，全社会持续性地批判私有观念和行为。那时人们经常要反省和检点自己的行为是否犯了“私心”。“批修”，即批判“修正主义”。批判“修正主义”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要求人们过一种简朴的生活，当然前提是平均主义分配，以抑制因个人需求而引发的物质利益争夺。

　　在当时社会生产水平低下的情况下，建设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通过维持低水平基本生活需求，实现生产与积累的最大化，这种“斗私批修”模式也不失为一种发展策略。

　　但实践表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模式难于长时期实行，邓小平用了“两个不行”点出了“斗私批修”模式的死穴—— “少数人可以，多数人不行；短时间可以，时间长了不行”。毛泽东时代经济每况愈下，惰风四起，到了“文革”时期最严重的时候，像苏南这古来的鱼米之乡、富裕之地竟然吃不饱饭，搞得百业凋敝！迫不得已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

　　但是，华西村、刘庄、南山村等，包括我们走过的西双塘，在改革开放年代仍保持了集体经济并且迅速富裕起来了的这些“明星村”，究竟靠什么秘诀做到了以前未能做到的事情呢？这些年这样村走多了，逐渐地悟出了其中的奥秘。其中也包括这华西村受到老吴书记的开导。

　　所有我走过的，观察研究过的“新村”的制度核心，套用前面“文革”时期的语言，可以概括为：斗私不批修。

　　“文革”时期的所谓“批修”，实际上就是要求人们抑制物质生活需求，那时谁穿了件新衣服，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点，周围人们往往会半开玩笑地提醒说：小心哟！不要变“修”哟！ 改革开放后的华西村以及所有新村显然不会再延续过去的清心寡欲式的生活模式，而大力倡导和追求“富裕起来”的生活，由此带来了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一时间人人勤劳，个个争先，“猪往前拱鸡往后刨”，社会生产生活呈现出一派热气腾腾景象。

　　农忙季节吴仁宝为村民送饭

　　吴仁宝带领村民学习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公报

　　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部经验表明，经济迅速发展，财富迅速增加，一定会带来人群的分化以及由此进一步导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与纷争。如果是这样的话，当然就不会有这些倍受瞩目的新村、明星村了。

　　明星村是怎样防止发展进程的分化与冲突呢？这里的关键就是继续“斗私”。

　　新时代条件下，实际上是“抑私”，即防止收入与物质财富不均衡地向居民个人和家庭集中。既要鼓励居民追求财富和富裕生活，又要防止财富的不均衡分配和居民间差距拉大，如何同时达到这相互冲突的两个目标呢？这就引出了所有新村的得以成长和维持的制度关键——控制个人分配与消费。应该说，控制分配与消费是中国当下所有“新村”之所以“能”的奥秘所在。

　　1994年，我第一次到华西村，记得吴仁宝书记亲口对我们讲，他说：“华西村已经富裕起来了，现在如果把华西村的财产变现，全村男女老少包括抱在怀里的娃娃，每人可以分得现金88万。你们想想这样多钱怎么能分呢？！”他言下之意是财产分到个人名下，好好的集体经济马上散了。我当时就想，书记说的对呀！江南赌风甚盛，过去我家里有个来自安徽的小时工常在我妈妈面前抹眼泪，她在北京辛辛苦苦挣的钱让家里游手好闲好赌的老公都输掉了。吴书记说，这钱一定要掌握在集体手里！

　　后来在长期观察中，我逐渐发现和明白了这些明星村维持“斗私不批修”，保持集体对个人资产控制的不同方式的制度安排。我发现，各路明星村个人资产控制的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华西村为代表的分配控制型，一类是南山村为代表的投资控制型。

　　资产控制两策略

　　华西村为代表的“分配控制”策略。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吴仁宝老书记创立了一种“二八开”和“一三三三”华西村分配方式。所谓“二八开”，是指企业完成集团公司年初制定的目标后超额盈利的部分，20%留在企业投入再生产，80%用作奖金分配；奖金分配遵循“一三三三”原则：10%奖给厂长，30%奖给厂经营班子，30%奖给职工，结余的30%留在企业作为公共积累。

　　与之相适应的，是建立相应的“股金”积累制度。华西村民的收入由“工资+奖金+福利”构成，奖金实际上并不发给职工，而作为股金投入企业，第二年开始按股分红。时间越久，股金分红越多。

　　华西村的这套分配制度的实质，就是人们概括的“少分配、多积累，少拿现金、多入股”的基本原则。通过这种特殊的分配制度，华西村把分配到个人手上的大量经济剩余又重新投入了生产，一来增加了积累和投资，二来更为重要的是控制了个人可支配财产的扩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收入差距扩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