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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策与建议

　　张中祥（天津大学马寅初经济学院）：短期内经济能力、年龄、生育偏好等因素不太容易改变情况下，国家应该在真正解决其后顾之忧方面多做些工作，比如托儿所，小孩上学等。

　　王修志（广西师范大学）：在取消一孩政策限制的同时，更应降低生育成本，改善生育预期，让正常的生育观念逐步回归。从幼儿园到高中阶段的教育资源配置，就业和失业保障，降低家庭税负，健全养老保障，住房改革等，需要系统推进。

　　沈凯玲（澳洲国立大学）：出生率下降背景下，推进城市化对经济持续增长以及应对老龄化更加重要，且必须要让新生代农民工能在城市定居。

　　盛文军（人行杭州）：（1）研究加快推进实施开放政策的具体措施和时间表。对内、对民资的开放要与对外开放一视同仁，同时文教体卫、重要能源资源性行业及金融也要加快混合国有制改革步伐。（2）加快市场开放，打破区域间市场割裂和地方保护主义，促进各类要素资源在全国自由流动。（3）为各类型企业和市场主体提供高质量服务，提高行政审批效率，把“最多跑一次”真正落到实处。（4）择机出台奖励人口出生政策，完善初等、高等及职业教育体系，为形成高质量人力资本奠定坚实基础。

　　何 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1）放弃数量目标导向型政策，由公民自主决定生育数量：①人口政策应有代际思维观，生育主力已经推进到95后，00后也即将登场，这一群体生育观的城乡差异急剧收敛，生育偏好大幅下降；②限制与鼓励都会导致人口波动过大，让生育权回归家庭，会形成自然态的生育曲线，长期看更好；③工艺与技术进步，将大幅减少生产对人力的依赖，智能化与自动化将会填补人口下降的空白。

　　（2）转向质量提升目标导向型政策。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取决于国民质量的高质量，人口政策应该向此聚焦。另外，为了保持人口不被扭曲与干预的自然态，应继续强化性别筛选，防止扭曲。

　　刘根荣（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1）全面放开生育限制政策，提高社会生育意愿；（2）引进国际人才，注意吸收年轻的高素质国际劳动力；（3）提高产业发展智能化水平，减少对劳动力的依赖；（4）发展老龄化社会所必须的各种服务业，从供给侧优化未来老龄化社会的服务供给水平。

　　李新颜（方正和生投资）：（1）降低生养成本，鼓励生育；（2）以自动化、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手段，实现机器代人，让人回归到机器不可替代的创造性领域中去；（3）做好老龄化相关的医疗健康、养老康复等社会性服务环节。

　　苏 健（南京市社会科学院）：（1）扩大教育投入规模、提高教育投入水平，变人口红利为人力资本红利。（2）不断提高技术进步，提升劳动生产率，以弥补劳动力的不足。（3）实施“积极老龄化”政策，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4）全面放开生育，同时完善配套政策。除了对生育进行补贴外，更要在教育、医疗、就业等方面对生育家庭施行福利政策。

　　蒋青云（复旦大学管理学院）：（1）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适应当前的人口结构，可能更现实；（2）加强教育投资，提升人力资本，更有长期之功。

　　崔卫东（蓝鲸咨询）：（1）放开二孩以上的生育政策。（2）建立普惠制、具有质量标准、公办的托儿所和幼儿园。（3）增加生产妇女的生育保险支付和补贴水平。（4）符合人才政策标准的产妇生产期间，继续享受人才工作期间的待遇；给予符合人才政策标准的育男3个月带薪假（政府补贴）加6个月在家上班补贴。（5）改善劳动报酬结构特别是民企劳动报酬结构，增加劳动人口收入，减免大龄劳动者税负，提高劳动人口素质，扩大劳动年龄人口基数，改进劳动年龄人口统计办法，促进劳动人口高质量发展。

　　孙国民（南京大学博士后）：（1）逐渐取消和淡化晚婚晚育的婚恋育儿观，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当将生育年龄提前。（2）增加幼儿园、中小学等基本义务教育及学前教育的基础设施和教师供给，努力普及高标准的15~18年的教育（含3年幼儿教育）。（3）精准制定鼓励人口生产以及区域性人口导入的相关政策。

　　赵正宇（南京市园林局）：（1）充分重视农村建设；（2）全面提高人口素质；（3）在制度建设上进一步制定和放宽在医疗、养老、社区方面的有效政策。

　　邵 军：社会管理不应该有生育干预政策。

　　陈 东（南京大学）：立刻放开生育，以5年为期（5年不会造成人口过快增长，可控，同时也可以有一定的时间序列数据可观察）进行统计，为决策层提供精确的数据支撑。

　　张小兰（西南民族大学）：对于中国人口减少，民众生育率降低这种情况不必太过担心。政府要做的事情就是遵从人口下降的经济规律，在政府能做的事情有所作为就可以了，例如为老龄化提供较完善的保障措施；为提高人口素质完善教育、医疗措施；为鼓励人们创新，完善税收等措施。

　　高传胜（南京大学）：要走向富、强的今日中国，需要结合国内外竞争态势，重新审视当前涉及人的生、养、育和用等诸多环节的政策。

　　（1）在生育方面，如果还不能全面放开生育政策，可以对生育政策作进一步的结构性优化，让综合条件比较好的中等收入家庭可以生育三胎甚至四胎。

　　（2）在抚养方面，如何将全民健康管理的政策真正实施起来并发挥效果则是头等大事。当前医疗卫生服务业发展受到太多的体制机制阻碍，亟待解决。

　　（3）在教育方面，将培养具有独立人格和创新精神的社会人、理性人作为教育要旨。改革现行教育体制、教学方式与方法，以适应现代社会对具有创造力、充满好奇心并能自我引导的终身学习者的需求。

　　（4）在用人方面，切实推进负面清单管理，将“放管服”改革落到实处，让人有发挥其潜能与创造力的宽松便捷有利的宏观环境，则是积极应对中国人口社会风险、实现人才强国战略、培育创新驱动优势的最后一公里工程。

　　张 宸（南京大学博士生/江苏电信）：经济政策奖励生育：（1）对二孩家庭提供实质有效的经济补贴，如提供奶粉、医疗等补贴，并向二孩家庭定向减收个人所得税。（2）房价居高不下，特别是大城市房价高涨，是降低家庭的生育意愿的重要原因。只有增加土地供给，降低家庭购房的实际支出，才能降低生儿育女的成本，提高生育意愿。

　　思想意识形态调整：（1）纠正过去把人当负担的片面错误意识，形成人既是消费者更是生产者的科学人口观，关键是做好创新驱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2）教育奢侈化是大城市家庭生育意愿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要坚决纠正教育奢侈化非理性消费的风气。

　　林学军（暨南大学）：（1）鼓励生育，政府就要给予生育补贴，降低个人所得税，或按家庭收入计所得税。（2）增加幼儿园和幼儿教师，解决托幼难，入学难。（3）加强女性的职业保护，对孕期、哺乳期女性给予补贴，对女性再就业或家庭主妇给予帮助和关怀。

　　张月友（长江产经智库）：未来，应将增加出生率的着力点放到努力提高一孩出生率上。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立即废除未婚先孕的限制制度。在全社会要营造未婚同居和未婚先孕的包容氛围。当然，从增加二孩出生率的出发点，根据人口结构与人口数量的变化，及时将某些发达地区的二孩政策由“放开”转为“鼓励”也是需要提上正式议事日程。

　　世界各个陷入低生育率陷阱的国家也并没有对低生育率听之任之，而是高度重视，并积极采取一些措施去应对。比如，日本政府在2015年10月27日公布的《厚生劳动白皮书》中表示，应对少子化问题是当务之急。再比如，德国政府的政策是引进移民。而在台湾地区，台北市政府在2011年推出“祝你好孕”催生政策，内容包括每胎2万元新台币的生育奖励，5岁以下每个月2500元的育儿津贴，以及学费补助、课后看护和孕前体检，等等。

　　楼稼平（宁波布衣）：（1）为扁担段的人口分担抚养负荷；（2）增强扁担的承受能力，比如提高这个年龄段的人的就业收入，尤其要为这个年龄段的人创业、持业提供宽松的经营环境。只有当这个年龄段人口的可支配收入是所有就业人口中最高的，我们才能轻松地越过这个坎。

　　徐 琴（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中国人口政策调整的核心，就是放开生育，自主生育，政策的重点是让想生孩子的家庭敢生。目前看来，政策的发力点有：（1）合法婚龄再提前2岁；（2）延长女性产假，延长到6个月；（3）对男性放产假，可以3个月，并且可以选择休假时间；（4）重点解决0.5到3周岁之间的幼托问题。

　　王 宇（南京大学）：当前，长期的政策当然是应该鼓励生育，想方设法提高城市居民的生育意愿，这里的核心就在于降低养育成本，尤其是教育成本。但是，现在看来基本上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中央提出高质量的增长，其实高质量的人才是核心。当前，一方面固然要提高人口的生育意愿来解决增量问题，但是更重要的是解决好当前存量的质量提升问题，加大教育和培训投入，加快技术水平的提升，才能在人口再次恢复增长的真空期，以生产效率的提升来对冲人口减低对经济的负面冲击，这个可能才是政府亟需要做的事情。

　　颜银根（南京审计大学）：（1）转变思路重视人口质量。人口数量会对经济造成影响，而人口质量则会促进经济发展。（2）进一步提升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水平，将劳动密集型转变成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3）注重社会福利水平的提升。社会保障福利体系应当是多方面的，不仅包括幼儿抚育补贴、教育补贴，还应该包括大幅提高80后独生子女父母的补贴。只有在精神上和经济上减去负担，适育年龄的人群才会增加生育意愿。

　　文字整理：闫东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