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改革方案，在三种情况下一定要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一是发生较大以上突发环境事件（突发环境事件按照事件严重程度，分为特别重大、重大、较大和一般四级），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00万元以上的;二是发生在国家公园、饮用水源地等重点生态功能区、禁止开发区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件;三是发生其他严重影响生态环境后果的。各地根据实际情况，综合考虑造成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程度以及社会影响等因素。

　　“第三条款的解释权留给了省市一级政府，他们可根据本地发展水平和自然资源条件，来设计具体启动标准等。如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00万元以下的一般突发环境事件，也可启动损害赔偿磋商或诉讼。”齐霁说。

　　损害后就要拿出真金白银来修复，齐霁说，试点方案鼓励建立相关的财政专户，鼓励建设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基金以及其他社会化分担机制。国外比较通行的办法是成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基金，目前贵州在做相关尝试;还有是将赔偿与环境污染责任险结合，或与其他社会化分担机制结合，“现在这些方面还属空白，在新的改革方案中，各省应根据本省经济发展状态去实验，去解决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资金问题”。

　　很多生态环境损害事件的鉴定评估、赔偿和修复都需要很长时间。比如半个世纪前的美国“拉夫运河事件”，修复花了24年;1989年发生的“埃克森石油泄露事件”，导致40亿美元的惩罚性赔偿。齐霁说，我国在推行该制度时，也将会遇见类似情况。“但这项制度改革最本质的目的不是惩罚，而是恢复受损的生态环境。污染、破坏的程度越高，有关企业等付出的成本也会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