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低生育率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高昂的养育成本。要提高生育率，仅仅提高个税起征点还远远不够，因为缴纳个税的人群只是一小部分人（比如，在2011年将起征点由2000元提高到3500元时，当时缴纳个税人数就从8400万下降到了2400万），大部分人需要通过补贴才能降低养育成本。由于不同地区和人群之间存在很大的收入差距，我们建议个人所得税减免和现金补贴的方式并重，对高收入家庭通过孩子人头抵税的方式减免个人所得税，对较低收入的家庭，则直接发放现金补贴。为了提升生育率并整体降低财政压力，可以在二孩政策实施的当下仅对第二个孩子实行抵税，等到全面放开之后再对第三乃至更多孩子实行，而孩子抵税所减免的金额以每个孩子每年累计到10万元封顶。

　　政府财力的支持对提升生育率有显著的效果。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该组织中欧洲、北美和东亚国家，对养育家庭的补贴相当于GDP的1%到5%，而补贴力度与生育率呈正相关。家庭补贴每多出GDP的1%，生育率平均高出0.1个孩子。其中，富裕的北欧和西欧国家对养育家庭的补贴一般相当于GDP的3%-4%，普遍高于相对贫穷的南欧和东亚国家。与此对应，西欧和北欧国家的生育率近年也从约1.5逐步恢复到2左右，南欧国家的生育率还徘徊在1.5左右，而东亚的日本和韩国生育率则更低，仅1.4左右。这些数据似乎说明，中国要显著提升生育率，对家庭的经济扶助至少应该占到GDP的1%-2%。

　　那么，政府是否有财力承受这种养育扶助呢？根据财政部的数据，个人所得税只占公共财政收入的6%左右，所以按孩子抵税的方式来减少个人所得税对国家财政影响非常有限。实际上，中国民众的整体税赋放在全世界范围来看都算是比较高的，尤其是相对于民众享受到的公共福利来说更是如此。因此，降低税赋并补贴养育家庭应该是财富再分配的基本方向。长期来看，对孩子的补贴本质上是对于本国人力资源，也就是未来的投资。相对于当下普遍“过剩”的中国经济来说，投资于人力资源恰恰是回报最高的选择。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对多子女家庭减免个人所得税。比如，在美国，个人和家庭申报联邦所得税时，可以按家庭人数享受减税。根据2015年联邦税表，年收入在15.495万美元以下的家庭，每多一个不足17岁的孩子，可从纳税的收入中减去4000美元，外加1000美元的税收减额；孩子的看护和教育成本也可以享受税收减免。除此之外，地方税法对多子女家庭也有额外的税务优惠。这些措施都对多子女家庭比较有利。

　　总之，无论从社会公平还是经济学意义来说，个税改革都应有利于减轻家庭育儿负担。这些减税和补贴措施，是对于本国人力资源的长期投资。在创新经济的今天，人力资本的投资回报相对于其他资本的投入回报越来越高。通过个税改革减轻生育负担已成为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

　　目前中国老龄化还只是刚刚开始，减税和补贴生育在财政上还可以承担。但如果错过当前时机，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加剧，届时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财力都可能捉襟见肘，更遑论去补贴没有短期收益的养育事业了。未来10年，处于育龄高峰期的女性将减少40%左右，再加上全面二孩实施导致的生育堆积释放结束，如果不大力鼓励生育，中国的年出生人口将以每年减少30万到80万的速度雪崩，最终威胁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给予高收入家庭减免税收并给予低收入家庭现金补贴大力扶助生育正当其时。

　　作者简介：

　　梁建章：携程旅行网联合创始人和执行董事局主席，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人文经济学会特约研究员

　　黄文政：人口与未来网站联合创始人、人文经济学会特约研究员、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特邀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