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从总量为主的政策转向结构性政策，今天面临的问题很显然不再是总量问题，或者说主要不是这个问题，而是结构性的问题，结构性的矛盾，所以财政政策，就应该从总量的政策转向结构的政策，那么结构的政策就是要去调整我们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城乡结构、分配结构等等。我们说的结构是整体的，不是单一的，不是某一个侧面的，既是经济的，也是社会的、制度的。从当前来看，我们要推动经济结构，推动社会结构优化，更重要的是制度结构怎么去调整。这是改革的命题，也是创新的课题。

　　二是财政政策从过去单一的关注或者重点关注经济到综合领域。财政政策不仅仅是经济政策也是社会政策，除了传统的经济领域外，还要体现在民生领域，例如在教育、医疗、养老、社保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上财政要怎么发挥作用，民生方面怎么样兜底，怎么促进社会公平，通过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推动人的全面发展，财政政策正在从关注物到更加关注人。

　　三是从过去宏观调控转向面向公共风险的管理。为什么提出公共风险的管理呢？这个世界是不确定的，不确定性事件越来越多，会带来各种眼前的、短期的风险，以及长期的、整体的风险。宏观调控本质是短期的相机抉择，注重的是对短期风险的防范和化解，怎么关注长期风险对中国的发展来讲至关重要，所以财政政策要关注短期风险的防范与化解，更要转向长期整体的战略层面化解风险，这就需要公共风险管理，这样财政政策既能短期有效也能长期有效，不至于造成风险的后移或者累积。

　　财政政策的创新并非易事，因为财政的事情不是财政部门的事情，是整个国家的事情，是整个社会的事情，涉及老百姓（84.510， 2.40， 2.92%），涉及企业，涉及整个市场，也涉及国际社会。

　　从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来看，应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注入确定性。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为市场运行注入确定性，减少实体经济内部、虚拟经济内部以及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不确定性，稳定国民经济；为社会运行注入确定性，降低消费、就业和社会心理的不确定性，保障民生，稳定民心；为改革注入确定性，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定位，大力推动改革。同时要体现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高质量发展，高质量的财政政策可以助推高质量发展。

　　二是引导形成良好社会预期。良好社会预期是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的基石。对市场和社会环境有良好预期，人们就会有动力、有耐心去从事创新创业活动。而悲观的预期则会导致市场主体行为的短期化，倾向于投机炒作赚快钱。要引导形成良好社会预期，首先要保证财政政策信号清晰，各项政策措施越明确、落实越有力，社会预期就越好。其次要精准施策，政策措施一旦出台就不能“翻烧饼”，也不宜频频出招，防止政策多变、频出而扰乱预期。最后要树立底线思维。充分考虑现实中的各种不确定性因素，有预案、有底线，给经济社会主体吃下“定心丸”。

　　三是推动实现新的供求动态平衡。结构性失衡的根源是资源错配、效率低下，产生大量无效供给，而优质供给不足。因此，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不是“大水漫灌”，而是精准施策、积极有效。一方面，积极支持“三去一降一补”政策的落实，并着力做好职工分流、培训、安置工作；另一方面，通过实施减税降费、鼓励研发创新、支持普惠金融、扶持中小微企业、改革重要农产品（5.260， 0.00， 0.00%）价格形成机制等措施，为市场机制发挥自组织功能创造条件，通过市场力量来矫正结构性失衡。与传统的扩张性政策不同，目前积极财政政策不是政府直接发力扩大需求，而是通过激发市场活力来间接发挥作用，优化资源配置，增加优质供给；不是通过政策来替代市场，而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不是单打独斗，而是认识和把握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等的系统联动关系，基于总体观出发来发挥财政政策在这些方面的整体效能。

　　（作者系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