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裁中兴始末

　　中兴被美国盯上还得回溯到 2012 年。中兴将含有美国制造的配件和软件产品出口到伊朗，合同数额达到数亿美元。但此前，在美国的推动下，联合国已于 2010 年 6 月通过了对伊朗的制裁，美国也通过了《全面制裁、问责及撤资伊朗法案》。

　　中兴偷偷卖电信设备给伊朗的事情最终被美国发现。据外媒报道，此事是一名曾在中兴美国分公司法务部工作的律师，主动向 FBI 检举的，并允许 FBI 拷贝他工作电脑中的资料。

　　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还获得了两份中兴的内部机密文件。据《财经》报道，这是 2014 年中兴一位高管去美国时，在机场被扣下检查，被发现在电脑中有两份规避文件。而在这两份名为《关于全面整顿和规范公司出口管制相关业务的报告》与《进出口管制风险规避方案》的机密文件中，描述了中兴通过设立、控制一系列相互「半隔断」的公司，向受美国制裁国家出口受控产品的事实。

　　据了解，中兴在美国监管机构调查器件，找了无锡一家上市公司作为隔断公司，通过卖给国内公司的形式，最终卖到了伊朗。

　　电信行业人士向 AI 财经社透露，向伊朗售卖禁运设备多是通过第三国转运，要把设备的 Logo 擦除，或者换成别家的 Logo。由于这些国家受到西方制裁，造成类似基站、交换机、服务器等通信设备没有办法从正规渠道获取，而销往这些国家的设备往往利润更高。

　　「2013 年 11 月，不顾中兴通讯法律部门的反对意见，中兴通讯前任 CEO 召开了高层会议，决定重启与伊朗的转口业务。中兴通讯的伊朗总部被授权去寻找愿意与伊朗公司做生意的第三方，并愿意单独与中兴通讯签合同，将货物转运去伊朗，价格好商量。」BIS 后来公布过一份对于中兴通讯调查分析。

　　美国的处罚在 2016 年 3 月到来了。美国商务部以中兴「违反美国出口限制法规」为由，对中兴采取限制出口措施，时间长达 7 年。

　　后来经过多方博弈和谈判，中兴要缴纳 11.92 亿美元罚款，当时合计人民币约为 82.2 亿元，其中 3 亿美金暂缓缴纳。最终是否支付，取决于未来 7 年中兴对协议是否遵守并继续接受独立的合规监管和审计。同时，凡参与违规行为的中兴通讯高管必须辞去管理层的职务，部分员工也要接受相应处罚。

　　而美国向中兴及其子公司发放临时许可，暂时解除对两家公司的出口限制措施，保证它可以正常采购美国元器件、软件和设备。

　　2017 年 3 月，中兴最终认罚。双方签署协议，除了罚金，中兴还将进行内控整改，包括解雇公司 CEO 史立荣在内的 4 位高层，并通过减少奖金等方式处罚 35 名员工。但问题来了，中兴实际上只解雇了 4 名高级雇员，未处罚或减少 35 名员工的奖金。

　　这一点在两年后的复核中惹恼了美国政府。不仅如此，美国商务部还给出另外一个理由：中兴通讯在 2016 年 11 月 30 日和 2017 年 7 月 20 日的报告中作了虚假陈述，高达二十次。

　　「中兴通讯精心策划了一系列的计划来防止美国政府取得证据，例如从外部顾问那里删除或隐藏与调查相关的文件和信息。该计划甚至还包括成立了一个由 13 人组成的工作小组，名为合同数据挖掘小组。该小组在 2016 年 1 月至 3 月期间，毁灭了全部与伊朗业务有关的资料，并且小组的邮件每晚都要删除，以免暴露行动。」

　　「对于中兴而言，问题很严重，但一定可以解决，我相信国家一定会出面。」一位不愿具名的芯片专家对 AI 财经社表示，「中美两国还有很多牌可以打。」虽然中国在半导体上的牌不多，但在其他方面的牌还挺多，「一定能达成一个新的平衡点。」

　　这件事情发生在中美贸易战的大背景下，虽然美国商务部说，贸易战和对中兴禁运是两码事，但它在这个时间点重罚中兴，不免让人联想。

　　「制裁是做给中国政府看的，作为谈判的一个筹码。」制裁出来后，美国半导体公司的股票大幅下跌，对美国国内也形成巨大压力。

　　中兴事件，已经成了国家层面的较量。中国已在 4 月 4 日采取反制措施对美国大豆、汽车、化工品等 14 类 106 项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除此之外，中国商务部还在审核美国高通对另一家半导体企业恩智浦的并购案。该并购案耗时日久，为商务部近年来首次使用两个 180 天期限没有审核完成的案例。这也许是中国的另一张牌。

　　太委屈还是不争气？

　　「高端芯片 90% 以上依赖进口，这还是比较客气的说法。」业内人士对 AI 财经社说。这是中国的现状，尽管政府扶持芯片产业多年，但中国在芯片自给率上，尤其是高端芯片上，并没有特别大的突破。

　　一位中兴和华为供应商的高管对 AI 财经社介绍，尽管华为与中兴都有芯片部门，但通信基站上从中央处理器到天线放大器，「全球没有几家企业能做，严重依赖美国进口」。在手机领域，从主芯片、闪存到天线，中兴也几乎绕不开美国。

　　在十七八年前，中兴和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共同建立了中兴集成电路，在全亚洲最先开始了 3G 手机基带芯片研发。「当时比华为海思要领先。」

　　但中兴的文化不太鼓励试错，最后董事长侯为贵选择了放弃，团队解散，很多人去了海思。「中兴目前应该是有技术储备的，但没有两年，是做不出来的。」当年中兴集成电路一位人士对 AI 财经社回顾说，「这么大公司，当初放弃很可惜，现在比较被动。」

　　美国宣布制裁中兴之后，国内一些媒体认为美国政府做得太狠，中兴在这个时间点遭到如此严重的处罚，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中美贸易战的影响。

　　也有业内人士将矛头指向了中兴，认为中兴没有按规则办事。「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兴并没有诚心诚意地整改。」

　　一位在中国电信工作过 6 年、目前在 AR 领域的创业者，对中兴特别是华为如今的表现提出了质疑。他观察到，华为等企业之前由模仿发展、用跟随壮大，历经 30 年终成巨无霸。如今有钱有实力，却仍然不去做改变世界的东西，还在采用「车灯理论」，只照亮前方 200 米，这给国内其他企业做了坏榜样。

　　他透露，在最近几年与华为的合作中发现，华为并不鼓励颠覆式创新，即那种「从零到一」的开创性创新，而是大都从事「从一到 N」的工程性创新，这不用冒太大风险，可追求商业上的成功，但从骨子里已与美国谷歌、亚马逊等企业有了巨大差别，当然也就吃不到头啖汤。

　　而在不久前流出的一篇华为内部文章中，有员工批评总裁任正非对业务表现出「收」的导向。「老板说未来要浅滩捡鱼，但浅滩捡鱼能做啥呢？」

　　一位华为前员工也发现，在华为的规模做到世界第一后，华为内部的人也很焦虑。「以前有老大哥在带着你走，至少知道前面是一片金矿，只管跟着往前走。而现在你是老大了，没有人带着你了，你怎么去走？」任正非承认，华为已经进入了无人区。

　　不过，一位芯片专家对 AI 财经社表示，不能把板子都打在华为身上。在他看来，华为已经在部分领域做出努力和突破，例如手机上的核心处理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