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

　　全球经济在金融危机中经过这么多年艰难曲折的复苏，终于现在在全球多个地区都出现了复苏的迹象，因此，很多重要国家的货币政策从数量宽松慢慢退出。首先这是一个好事，这个好事也意味着过去全球范围内的数量扩张和低利率可能逐渐将告一阶段。中国也是整个世界经济的一部分，这个方面的影响大家应该可以预估到。

　　周小川：

　　另外，从中国的角度来讲，增长方式也是在转变。我们现在强调经济是一种新常态，是从过去追求数量型增长转向追求高质量增长。所谓过去数量型增长的旧常态，就是有很多事情也是靠资金堆积，资金投放比较大，所以就能够刺激经济增长。这种方式的转变也表明未来经济的增长依靠数量堆积会减少。

　　周小川：

　　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讲，我们也要看到，中国广义货币的总量在经济体中已经相当大，在追求质量型增长的时候，就有可能减少过去大量依靠资金支持的这种增长方式。所以，实际上整个中国经济体里的广义货币这个池子里的钱可以用得更有效率，一旦用得更有效率以后，也并不见得就是说资金就紧张。应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既有看到整个资金上数量和价格有上升趋势的一面，同时也要看到它也有提高效益和价格下降的一面。在这种情况下，在货币政策上和外汇政策上，都有相应的政策响应。

　　易纲：

　　我们监测到，去年年底贷款利率是同比上升了0.4个百分点，看去年的物价CPI是1.6，PPI是6.3，GDP的平减指数大概是CPI和PPI的加权平均。这么看，我们的实际利率是稳定的，我们不仅仅要看名义利率上升了0.4个百分点，还要看实际利率，实际利率是稳定的，和经济走势是相一致的。资金面上供给，也是比较平衡的。

　　至于你说的美联储将加息这个问题，我们看中国的货币政策主要是依据国内经济和金融形势，我们要进行综合考量。同时，跨境资金流动是比较平衡的，在这方面我们要继续推进资本项目平稳的可兑换，同时也要防范风险。谢谢！

　　潘功胜：

　　刚才，在你的问题当中提到下一步关于外汇管理方面措施的问题。

　　大家知道，我国的外汇市场曾经在一段时间经历了高强度的风险和冲击。我们通过一些宏观审慎管理政策对跨境资本流动进行逆周期调节，比如采取全口径外债宏观审慎管理，征收银行远期售汇风险准备金，对境外机构境内存款执行正常的存款准备金率，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报价模型中引入逆周期因子等。

　　潘功胜：

　　另一方面，在2017年年中，我们四个部委对外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指导意见的通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已经非常公开化和透明化。在过去几年当中，在外汇管理微观市场监管上，我们按照中国现行的法律和外汇管理政策，加强了外汇市场微观监管，管理的着力点主要是打击虚假欺骗性交易，打击地下钱庄，加强跨境收支的真实性申报，加强金融机构的合规性监管等。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微观监管措施不会因周期变化而发生改变，它会保持在不同周期的标准一致性和稳定性。谢谢。

　　金融时报、中国金融新闻网记者：

　　我们知道近年来，金融领域的对外开放程度是越来越高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到要有效地开放银行卡清算市场，放开外资保险经济公司经营范围限制，放宽或取消银行证券、基金管理、期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外资股比限制，还有统一中外资银行的市场准入标准。请问，下一步对于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央行有什么具体的打算？谢谢。

　　周小川：

　　您刚才自己也说出来了，关于在市场准入方面的对外开放，应该说市场准入方面的对外开放也是准备很多年了。中国实际上从90年代后期在准备加入WTO的时候，就开始酝酿在市场准入方面扩大对外开放，当时有亚洲金融风波，这个步伐在一度情况下稍微慢了一些。随后中国加入了WTO，在市场准入方面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对外开放。实际上在加入WTO若干年后，我们也在准备，要进一步扩大开放，但是不巧后来又遇到了全球金融危机。现在，我们进入新的阶段后，确实在市场准入方面对外开放可以胆子大一些，开放的程度更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