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以来美元的升值，正对阿根廷、土耳其、俄罗斯、南非等一些新兴市场国家产生显著影响，其中尤以阿根廷为重。

　　阿根廷比索最近20天对美元汇率最大跌幅超过15%。阿根廷政府为了稳住汇率、八天之内连续加息三次，将其基准利率从27.25%上调至40%，但市场依然没有明显稳定迹象。阿根廷已经向IMF寻求支援，希望进一步依靠外力缓解目前的压力。

　　美元周期冲击新兴市场

　　针对美元周期带来的外溢效应，美联储前任副主席Stanley Fisher表示，新兴市场国家应该赶紧采取强有力措施，加以应对。不过，对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来说，什么措施才算有效、有力，其实是比较茫然的。

　　当前，人们更多是拿前两次美元升值周期伴随的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危机来进行比较，并加以警示和防微杜渐，如20世纪80年代的美元周期引发了拉美债务危机，90年代的美元周期引发东亚金融危机。

　　鉴于以往的教训，人们更多是利用历史数据进行按图索骥的回归，来寻找应对之策，希望能搭建抗外部冲击的防护型保障体系。如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危机，人们发现固定汇率制限制了新兴市场国家有效管理外部冲击的空间，独立货币政策、固定汇率制度和资本项目开放不可兼得的“蒙代尔不可能三角”备受追捧。

　　20世纪90年代的东亚金融危机则启发了新兴市场国家寻求更多外汇储备的行为导向。如今，新兴市场国家普遍认为，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适度的资本项目开放、充足的外汇储备等，不仅可以增强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而且可以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可以说，自东亚金融危机以来，追求贸易顺差、储备更多外汇等逐渐在新兴市场国家兴起，人们迎来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经济全球化、分工国际化进程。然而，有管理的浮动弹性汇率制、充足的外汇储备等，是否能抵御美元周期带来的外部冲击？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金融危机教训可以吸取，但历史不会简单重复

　　现在看来这是一种水来土掩、兵来将挡的方法，实际效果可能并不乐观。因为新兴市场国家一旦受到美元周期的冲击，那么资本的趋利避害的本能，会加速资本的流出，导致外汇储备的快速消耗，降低其抵御外部冲击的筹码。2015年8月至2016年末，中国外汇储备在一年左右的时间消耗掉1万亿美元，以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贬值到接近7。这反映出，一旦出现趋势性的外部冲击，再多的外汇储备也很难筑成抵御外部冲击的高墙。

　　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以下两点：

　　首先，是过度强调以史为鉴，从营造确定性环境的角度看，总结过往的经验教训以警示将来，并没有问题。问题就在于历史有反复，但不会简单地重复。过往的经验教训旨在警示人们不要重复犯原来的错误，而不是指导未来的应对之策。因此，以史为鉴做得再好，也不应用来解决当下的问题，而前方的路实际上都是在试错中行进。

　　其次，对于美元周期的外溢效应，目前主流的应对之策，主要集中在金融领域，带有典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问题，而忽视了更为根本的周期性扭曲问题。

　　美元周期的外溢效应，实际上是美国与其他国家经济周期的错位问题，只要各国经济周期存在错位，美元周期对其他国家产生的外部冲击就很难消融。通过高筑墙、广积粮的策略加以应对，实际上发起的就是一场消耗战，即便最终通过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资本项目管制和高外汇储备等硬实力防范住了美元周期的外部冲击，也是需要付出很大代价的，因此，经济周期的错位并没有通过这种应对之策得到改善。

　　经济错位下，美元周期冲击难消除

　　按理说，经济全球化、分工国际化下，各国经济在周期性上应该走向趋同，而非是错位，为何出现了美国与新兴市场国家间的经济错位？

　　其实，这一方面是因为当前经济全球化、分工国际化，更多是相对于资本而言，劳动力和信息的全球化无碍流通还难与资本的无国界相媲美。这导致了本轮声势浩大的经济全球化、分工国际化事实上的不均衡。

　　另一方面，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分工国际化，大都是以发展中国家非对称责任的优惠身份加入的。这种有区别的身份，虽有效地保护了发展中国家的落后产业，但却出现了经济周期方面的扭曲性错位。而且，新兴市场国家的非对称责任越大、持续的时间越长，与美国经济周期方面的错位程度就越深。其所面临的美元周期的外部冲击就越大，自身抗美元周期冲击的能力就会越小。除非这些新兴经济体降低对美元和美国市场的依存度，否则，美元周期冲击就是一种痼疾，很难彻底消除。

　　由此可见，对新兴市场国家来说，要摆脱美元周期冲击，要么改革国际金融制度，将深受“特里芬悖论”的美元这一世界硬通货换成一种非国别的世界货币，要么切实有效地推进国内市场化改革，减少各种容易引发市场扭曲的制度和政策，推动全球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无障碍流通，消除各国经济周期的错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