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也不曾预料，一场美国商务部对中兴通讯的制裁，会演变成为一场席卷中国科技行业的大辩论。

　　从中兴通讯是否“罪有应得”，到中国制造2025如何应对美国狙击，从倪光南折戟方舟CPU的一段往事，到“中国芯”为何做不起来，全都被扯入了这个大漩涡……

　　一时间，无数业内业外的人，都跳出来激扬文字，指点江山。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也有不少泥石流混杂其中。

　　常见的大抵有三类：

　　一类，是对行业一知半解的愤青、公知和键盘党，虽然心忧国事，但对行业的现状和应对之道，多是以行业外的经验与认知来脑补，往往导致最终结论似是而非。

　　另一类，是面上打着民族牌和情怀牌，骨子里只求“蹭热点”的流量党，尤其是各种所谓“自媒体”，为了一篇10万+，各种耸人听闻的逻辑和结论都能编得出来。

　　以上两类，影响的多是公众，因为只要对行业有所了解的人，大抵都不会受其蒙骗引导。

　　但第三类，却经常让业界也难以仓促定论。

　　这一类，多是业内之人，借着新的公案由头，将一些阵年旧事翻开重提。而这些旧事往往情况复杂，牵连深广，非是一句两句就能捋得清，辩得明的。

　　比如华为与中兴的恩怨情仇，柳传志与倪光南昔日的分道扬镳，国产芯片和操作系统数十年的挣扎沉浮……都回到聚光灯下，经受各方评说。

　　这些争论的一个共同点是：都试图以今日现状来评断旧日矛盾，通过穿越历史的“上帝视角”得出结论，将中国芯片乃至中国科技产业今日的所有过错，都归于一家公司甚至是一人之身：

　　简单来说就是：“谁当年要是如何如何，中国早就赶英超美，金身不破，天下无敌了！”

　　何其荒谬！

　　集成电路是一个知识高度密集、资金高度密集，工艺要求极高，处于产业链最顶端的行业，它的成败兴衰，是科研、设计、制造等诸多技术工艺实力，乃至政策、资金、产业生态乃至市场在内的，整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

　　所以，美国芯片领先中国的差距，看上去好像是几家大公司的差距，但要追上这些差距，却远不是这几家公司自己能独自完成。

　　更何况，如今所说的一些公案，还需要放到更早的时代，更恶劣的环境下来考量。

　　比如，最近很多人翻出来的一件事，是倪光南曾在1994年提出，联想应该对标英特尔，全力开发芯片等核心技术。

　　对呀，要是联想当年开始，不卖电脑搞芯片，把英特尔追上甚至干掉，现在还担心美国人卡脖子么？

　　问题在于，当时联想做芯片，就真能成功吗？

　　在1994年，英特尔已经有超过30年的芯片业积累，而且还有Wintel联盟的党同伐异。而当时的联想，还没有在香港上市，甚至还没有成为中国市场电脑老大……

　　如果当时的联想，真的进军上游，从零开始搞芯片，跟自己的供应链老大对掐，死的一定不会是英特尔。

　　要知道，在整个1994年，中国的个人电脑产销量只有72．5万台，而且，当时正是国家取消进口批文，关税大幅下调，大批国际电脑品牌蜂拥争夺中国市场的关键时期，中国市场上的电脑大部分都还是外资品牌。

　　当时，媒体问得最多的问题，不是“联想为什么不做芯片”，而是“联想还能撑多久”。

　　而在多年后，柳传志在回想往事时，也依然把1994年列为“联想生死转折的关键时刻”之一。

　　“当时中国电脑行业处于很被动的地位，后来中国电脑翻了身以后，才有了互联网的基础，才有了今天移动互联网的基础。”在今年3月的一次演讲中，柳传志如此总结。

　　试想一下，如果在九十年代国家放开个人电脑关税的背景下，当时中国自主电脑顶不住，联想像长城等其他国产品牌一样被打下去，市场全被外国品牌占领，带来的必然结果一是PC价格居高不下，国内个人电脑的普及会大大推迟；二是最新的产品根本进不来，国内用的产品也会长期落后于国外。

　　如果真是这样，中国的信息化进程会被延迟多久？建立在PC普及基础上的互联网爆发、BAT这些互联网企业什么时候才能出现都不好说。

　　如果站在上帝视角来看，倪光南确实远见到了多年之后的危险，并且提出了自己的路径。

　　但对当时的联想来说，这却是一条死路。

　　此外，我还非常赞同，并在此引用一段创新工场董事长李开复的论述（并非论述原文，但取其意）：

　　在本质上，企业家与科学家有着巨大的不同。

　　科学家所追求的，是创造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做出伟大的发现与发明，他可以接受成千上万次的失败，只需要最后的一次成功。

　　而企业家的目的，则是满足更多的用户需求，实现更大的商业价值，他可能只要失败一次，就会万劫不复。

　　所以，科学家应该接受风险甚至主动拥抱风险，以探索未知；而企业家则必须尽可能采用成熟技术创造价值，以此规避风险。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倪光南表现出了一位优秀的科学家的超卓眼光，而柳传志则做了一个成熟的企业家应做的正确抉择。

　　对当时的联想来说，“活下来”才是最重要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选择与发展创新，在本质上并无冲突。

　　事实上，人们在评价国内科技企业所践行的“贸工技”路线时，往往忽视了关键的一点——“贸”和“工”是积累实力与资源，最后的落脚点还是“技”。

　　只不过，当时中国的IT产业基础、科研力量和市场环境与今时今日完全不同，在各种创新基础条件都不完备，科技实力远远落后的一穷二白条件下，只有先解决生存问题，再寻求发展，才有可能最终回归科技研发创新，寻求引领突破。

　　这是在当时发展阶段下，中国企业必须经历的过程。

　　譬如华为、中兴、格力、腾讯、阿里巴巴等等，所有起步和崛起于那个时代，如今已在垂直领域领先世界，成为科技创新龙头的企业，其实也都是走过了同样的轨迹。

　　它们每一家，都是经历了无数你死我活的血腥厮杀，才获得了今天的实力、成就和地位。

　　只不过，在后来的过程中，一些科技企业因为多方面的原因，发展遇到了瓶颈，如今也确实陷入困境，但并不能就此断言，“贸工技”的路线指向了错误的方向。

　　更何况，如果要以今天来倒推昨天，只要没有做芯片就是“中国的罪人”，那任何一家科技公司都承受不起。

　　那些看似正确的“因果论”，上帝视角的马后炮，都是扯淡。

　　但这又产生一个问题，是不是企业家就不去做科学家的事了呢？企业的责任边界在哪里呢？

　　我个的观点是，大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地做好创新，在自己的领域内尽可能地争取科技的领先，就已经足矣。

　　就像中兴和华为在通讯领域领先世界，BAT和滴滴摩拜美团等公司在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领域创造出“中国特色”，格力在制冷领域多年全球领先……

　　它们的综合实力，汇聚起来就是中国的综合实力。

　　而不是让他们自己去在芯片领域另开一片天地——就像格力，资本市场已经用股价暴跌为董小姐投出了不信任票。

　　真正的超越机会，是抓住每一次的变革浪潮，在新的领域抢占先机，再返过头来带动相关的行业，形成生态层面的全面跃迁。

　　比如5G，比如物联网，比如人工智能，比如区块链（不是说ICO，而是真正的区块链技术和应用）。

　　最后强调一下，我并不是说，在现有的弱势产业领域，我们要举手投降。

　　补课一定要做，跟随战术绝不能丢，我们一样要紧紧跟随，随时等待和寻找超越机会。

　　但这并不代表，一定要去不计代价地强求全面替代——那绝对事倍功半，需要支付高昂成本，而且很难会有真正的机会。

　　正所谓“财不入急门”，产业同样如此，越是心浮气躁，怨天尤人，越有可能揠苗助长。